最近这几年, 我每年都会去附近的大学作几次演讲。回想起来, 我讲的最多的就是鲁迅。即便有时候讲别的题目, 也不断会提及他, 甚至大段引用他的言论。有意思的是, 我举出的那些鲁迅的言行, 常常引起听众的热烈反应。有一回我讲完了, 还有学生陪我走出校门, 为的是继续和我讨论鲁迅。一个六十年前就已经辞世的作家, 为什么还能这样强烈地吸引今天的大学生? 在六、七十年代, 语文教科书曾经把鲁迅描绘成一具冰冷的神像, 姚文元式的御用文人更把他歪曲成一根粗暴的大棒, 以至到了八十年代初, 不少大学生普遍对鲁迅敬而远之。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鲁迅反而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热烈关注呢？ 　　任何一个对鲁迅稍有了解的人, 大概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许多原因：毕竟是九十年代了, 谁还会记得那班御用文人的"鲁迅研究"? 那因此而疏远鲁迅的人的数量，自然也就会大大减少；鲁迅的文笔是那样精彩，就是今天的最自傲的作家，也得承认自己及不上他，他当然就能打动今天的读者了，只要这读者认真看过他的文字；鲁迅是一个终生反抗权势的人，他对形形色色的黑暗发出过那么多犀利的抨击，只要这黑暗尚未绝迹，他的文字就自然能继续唤起新一代读者的共鸣...... 还可以列出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我在这里，却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点, 那就是：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独辟蹊径的洞察。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文化力量相伴着涌入中国，中国社会就不得不转离原有的历史轨道，被迫开始了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随着这历程的日趋延伸，种种以"现代化"为最高目标的社会和历史理论、思想和文化模式，乃至生活和艺术趣味，纷纷在中国传播、萌生或膨胀开来。恰似一场连绵不断的长雨，将整个社会浇得湿透，"现代化"的意念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但限定了你的视野、重新编排了你脑中的知识，还进一步规范了你的感觉，甚至直接塑造了你的欲望！既然这"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那就很自然，先是西欧、接着美国（一度还有苏联），相继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现代化"典范。因此，"现代化"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一步步蔓延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的头脑和生活一步步"西方化"的过程。越是认定"西方"代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我们还越要主动地追求这种"西方化"。从胡适当年挑衅般地赞同"全盘西化"，到今日都市里的孩子们普遍以"肯德基"为第一美食，"西方化"的程度真是与日俱增，势不可挡。照常理而言，一样东西能够所向披靡，总有它特别的长处；时至今日，再要象一百年前的士大夫那样"我中华"、"你西方"地划分界限、拒人固己，也未免太迂腐了。但是，在充分明白中国不得不"现代化"、中国人因此必然得搬用"西方"概念来理解自己这一几乎可以说是宿命的历史境遇的同时，我们却还应该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一百年来，当那些热忱、富于决断或一意孤行的改革家、启蒙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用西方的标尺绘制中国社会的蓝图，并且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去实现那些蓝图的时候，当更多得多的普通民众日益习惯于依照西方的事例来理解现实、判断未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确实多次悲惨地陷入了名实不符、观念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明明是美好的理想，却孕育出邪恶的实践。兴冲冲地大步奔向"现代化"，却一脚踩进了贫困、独裁和四分五裂的深渊。在"西化"的旗号后面，可能正有那早就应该灭亡的事物想要借机还魂；一旦习惯于依外来的词汇展开思想，你或许会连近在眼前的危难都看不清楚。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以遭受重重苦难，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一言难尽。但如果专就思想和精神来说，我就觉得，因为过分迷信"现代化"理论而对中国的现实发生错觉，以致在很多时候，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不能恰当地应对自己的真实境遇，正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正是在这里，鲁迅显出了他的独特的意义。还在青年时代，他的想法就常常和别人不一样, 大家都热烈地鼓吹欧洲的科学精神, 贬斥宗教意识, 他却赞扬中国人崇拜自然的古老传统, 更喊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激烈口号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一面掳袖研墨，撰小说，写随感，发出高亢的启蒙的呐喊；可在内心深处，他却常常怀疑启蒙的效果，甚至怀疑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到二十年代中期，他终于以散文诗集《野草》和一系列表现启蒙知识分子人生悲剧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伤逝》和《孤独者》，袒露出他久埋于心底的沮丧和悲哀。三十年代初他兴奋地加入了左翼文艺的行列，甚至声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可没过几年，他笔下就又开始出现"非左翼"的言论，什么"我要骗人" ，什么"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还对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抗战"之前的十年间，似乎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黄金时期，是许许多多留洋学生投身"建国"大业的十年，是胡适和罗隆基那样的知识分子相信国家正在步入正轨的十年，也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创建"苏维埃"，以为"革命高潮"正在临近的十年。可是，这些在不同层面流行的意识却没有一个能够罩住鲁迅，对晚清以来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对这社会的看得见的将来，他都有自己独辟蹊径的看法。他不断从表面的繁荣底下，看出持续的荒芜和破产，从"现代"里面，发现明季和宋末的幽灵；从每每遭人轻蔑的底层民众的被动状态中，他看到了深藏的清醒和透彻，从若干新颖的旗帜、姿态和运动当中，他更觉察出向来深恶的专横和奴性。从1927年开始，他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进化论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判断："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1933年夏天，他更借评论"小品文"的机会，再一次重复了这个判断："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这真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看法，也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看法。六十多年过去了，昔日那些风行一时的历史判断全都烟消云散，反是鲁迅这个低调而谨慎的判断，愈益显示出它的巨大的涵盖面和解释力。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了，他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总是依自己的思路来理解世事，他一生都努力学习外来的新思想，但当判断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却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怎样眩目的流行思想都难以长久地蒙蔽他，当别人纷纷陷入错觉的时候，他却总是能迅速地拨开迷雾，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这就是鲁迅对于今日社会的重大的价值所在了。他当然是出色的作家，有伟大的人格，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恐怕更是一个眼光独特、能够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我们的社会正愈益深刻地陷入"全球化"的旋涡，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世事的冲动，正发作得非常猛烈。越是懂得这冲动的浩大来历，我就越觉得，那种鲁迅式的特立独行的眼光、智慧和洞察力，可能正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的一项品质吧。因此，我也更愿意相信，鲁迅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年轻人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激发起了人们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的灵感。 　　2000年6月 上海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26页。 　　鲁迅：《〈二心集〉序言》，《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页。 　　这是鲁迅写于1936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意思是他并不真的乐观，但因为"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所以装出乐观的样子来做事。见《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8页。 　　鲁迅：《朋友》，《花边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2页。 　　陈琼芝：《为什么鲁迅没有加入共产党》，见《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62页。 　　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07页。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板，133页。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668

首先当对鲁迅精神与鲁迅思想作一辨别区分。鲁迅精神是阅读者，包括他的文字与人生的阅读者，从鲁迅的文字与人生中提取出来的精神滋养。于兹，阅读者是主体，而鲁迅，包括他的文字与人生，反是客体，是阅读的文本，而鲁迅的思想则是鲁迅作为历史中自在自为的主体的精神发展史，在兹，鲁迅是主体，而研究者是“我注六经”的他者。因此，后者当以具体的时空为主轴，而前者则应是一以层次架构为主轴的“浑元一体”。这里略去后者，只对前者进行尝试性的论述，当然也涉及时空变迁下的精神递进。 　　深刻的而且剧烈的矛盾性是鲁迅精神世界的基本景象。这一方面源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剧烈动荡变迁，又一方面也来源于他那颠仆复杂的人生遭际。而鲁迅精神的这一基调的最深底的核心景象便是“绝望中反抗”的姿态。这一精神形象凝聚着鲁迅复杂而繁复的情感与理智，大爱与大憎，“佛心与魔气”，“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焦灼在一体，锤炼成奇诡壮美的“垂天之象”。这正是鲁迅精神最具魅力之处，也正是最值得深思，体味之处。 　　如果从鲁迅的人生来看，这最深底的绝望最初当来自于童年家变遭受的凌辱。这一童年的苦痛经历在鲁迅心底划上了最初的一道深深的刀口，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完全愈合。正是这决定了鲁迅日后审视社会人生的冷峻目光与沉勇中的愤恨心态。对世态炎凉的看透为他的绝望奠了基。而成年之后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所经所见所闻之种种，又使他一步步走向对中国与中国人的近乎“无力回天”的绝望慨叹。正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百折千转的悲苦命运，历史时空中弥漫的杀戮的血气与苦痛无力的抽泣，使鲁迅一度的“彷徨于无地”。而最深层的绝望恐怕还来自于鲁迅对自己心智的传承转圜的深刻体认。因为死和旧的中国一样具有其魅惑的奇力，鲁迅也发现自己无法在事实上完全与这两种他极力加以诅咒的怪物决绝分离。这二者才正是“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地影响着鲁迅的心智，使其精神世界最终定下绝望——最深切的悲观主义基调。 　　当然，如果鲁迅只是停留在对人性，人生，历史，宿命的悲观慨叹，他也就不成其为鲁迅。所谓“鲁迅精神”也将只归于一片虚无的呻吟。而正是绝望之后的反抗，“举起了投枪”，精神形象才高大起来。而这“彷徨—举起”的转圜处，正是鲁迅精神的核心张力点，也正是鲁迅精神壮美之颤变的开启处。正是籍着生成矛盾焦虑的理智，清醒而冷静的理智使他在情感和理智的混乱中找到了支撑点，当他的同时代人往往被同样的时代迷惘所征服时，他却如《复仇》中的对峙者一般，“横站”于“旷野”，与时代的迷惘对峙住了，并坚持到了最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在个体精神深度上超越了悲观的周作人与乐观的胡适。他虽然与他们一样对现实有种种不满，但他所看到，所领会的却比他们多得多。向前看，鲁迅在激进派与胡适那样的温和派的光明憧憬中觉察到了挥之不去的黑点；向后看，鲁迅在周作人，林语堂们竭力揭示的恬静可人的传统中国图景中看出了那仍可诅咒的幽灵。当他的同时代人选择了“因之而承受的复杂得多，剧烈得多的诸般问题，也从而选择了绝望中反抗的姿态。 　　正是在这一选择之后，才开出了神圣的悲愤，体认出了大寂寞，大苦痛，大沉醉，大决然，大勇猛，一个人间的“佛子“与“摩罗”才就此诞生，遍照全身无量光与影，明与暗，友与恨，爱与仇，可谓“斩进杀绝天地阔，一轮明月照人间”。 　　当然，这是核心的，同时也就是内在的内趋向度。而由这一内在核心根底处开出的外在精神向度——“立人”的精神进路。对人性，人生的早熟体认，加以后来对社会时代变幻的所经所见所闻，使鲁迅逐渐明确了国民性批判的根底觉察。而内在向度的“佛魔—爱憎”的矛盾分力，在此处则体现为对于民众（国民）的矛盾看法。一个是乐观主义姿态的，认为“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是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在这一面向，鲁迅体现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的自觉；但还有另一个姿态，悲观而金刚怒目的姿态：“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那种对病态人心的感触持久而强烈地震撼着他。他一方面认同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深刻而卓乎众贤的体认看“愚民的专制”。正是在这一相反相成的思考体察之上，鲁迅精进勇猛的举起“立人”的大旗，这也正顺应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首要主题——“人”与“解放”。而这种宏大而深远高标的“立人”之思，又是以其“哀其不幸”的“佛子”大爱与“怒其不争‘的“摩罗”大憎盘结而成的。也正是其绝望于国民性之积重难返而又毅然而决然地举起投枪对其加以猛烈轰击，才铸就了鲁迅的精神大气，形诸于挥洒的文字。 　　鲁迅与胡适 　　从个人精神与风格气质上看，二者无疑具有很大差异。鲁迅冷峻，老辣，胡适温和，老练，持重有故，一个是“精神界的战士”，亦佛亦魔的大勇大智者；一个是“开风气的宗师”，世俗中的“好好先生”，大学者。胡适的伟大无疑的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代表。但他与时代变革的这种联系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局限。抽空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背景，胡适也就显示出他在超时空格局中的浅显肤泛处。而鲁迅则体现了那个时代新与旧的最大冲突，同时也体现了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深刻冲突。他从不曾拥有过胡适一般的平和心境，但却也使他成为更见其伟大的天才。 　　但是，在有关于中国长远的政治文明与现代化进路的体察中，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胡适持久而明确的进步论的历史观的光照下，比之鲁迅在不断变动刺激下的滑向未知明暗的政治革命的路向更值得国人长久地思索与保有。胡适身上所体现的宽容精神与自由理念将随着中国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更显出其价值。而鲁迅的精神则将继续成为走在前面的一部分人，一部分思想者的信念般的动力源泉。其批判性思想将继续成为中国这一头巨兽身上的牛硭，刺激着它前进。 　　艺术与人生 　　艺术无用，然无用即大用。人类倘没有感情，失了感性，世界将变得如何机械，冷酷而荒凉的丛林战场。世界倘没有了艺术，人生将何等寂寞而枯燥。艺术是感情的产物，心智的结晶，人生的抚慰。艺术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滋养我们的情感世界，精神生活，丰富我们的人生。 　　在人生的意义上，艺术胜于技术。因有艺术之心而无技术之心的人，虽未尝吟诗作画，更不会计算制造，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之才而无艺术之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终令人觉得面目可憎了。 　　季羡林老人曾言“入世的做事，出事的做人”。艺术之大用亦在于此。有艺术之审美情怀，则人生于俗市而有万仞八极之玄思冥想，出入于清凉世界，扫荡我利私欲之不移羁绊。 　　艺术给我们插上想象的翅膀，使我们的心灵可以挣脱现实世俗的束缚，自由飞翔。可见，艺术对保有人的最基本自由——“精神自由”实有莫大作用。 　　艺术又是使人免于机械文明工具理性的异化的机要，而异化又是最不人道的境况。艺术之根本作用即在于此。其价值并不是彰显于分厘计较中，而如水中之盐，羚羊挂角，无际可寻。只有靠心智去追寻它，把握它，体认它。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7022

《读书》的文体 [转] 
　　来源：南方周末　 　 

　　●《读书》的幸运，在于其能独立(思想与文体)、善生存(二十年的风雨)、得民心(十几万的印数)。别小看后两者，此乃《读书》得以引领风骚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二十年，并非总是《读书》一枝独秀；眼看花开花落，只有《读书》“香如故”，因而方才显得“鹤立鸡群”。

　　———《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

　　●记得《读书》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当年争论不已的口号，如今变成了老生常谈，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进步”吧。回首二十年的风雨历程，我想狗尾续貂，为《读书》的宗旨再补上一句：学术探索与文体实验，同样也应该“无禁区”。

　　———《与〈读书〉结缘》

　　“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

　　大约两年前，网上流行一篇俏皮的文章，题目叫《爱读书，不爱〈读书〉》。好多人知道我是《读书》的老作者，以前常在《读书》上露面，现在不怎么写了，还曾在座谈会上对《读书》文体的变化表示担忧，于是纷纷催促我发言。这年头，观众最喜欢的，莫过于文人学者捉对厮杀。主动投身某一热门话题，变成记者们炒作的资料，这种傻事，我是不干的。现在好了，风头已过，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读书》是否有必要或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文体。

　　话说公元2004年，平日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我，竟连续在四个不同的场合公开谈论《读书》。先大致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再引申开去，谈谈知识传播与学术表达的问题。

　　那年7月，三联书店召开纪念邹韬奋逝世60周年座谈会，会上，我借三联刚出版的《韬奋》一书(此书乃集合以前出版的《韬奋画传》、《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三书而成)，谈新闻出版的理想性及操作技巧。因与会者大都义愤填膺，集中火力批评当时主持书店工作的汪某，对我的发言，大概只听出对于三联书店光荣传统的表彰。我所提及的三联书店出版理念，以及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的经验，没多少人感兴趣。1937年，邹韬奋出版《经历》一书，对其接办《生活》周刊，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发行仅2800份(其实主要是赠送)、中华职教社主办的侧重个人修养的小刊物，发展成为发行15万份、影响极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刊物，有过很精彩的自我陈述：“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基于这一理念，邹称：“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186—187页)《生活》周刊大获成功，朋友纷纷前来请教，邹韬奋提供了几个原则：要有创造的精神；内容力求精警；要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发行的技术和计划也很重要等。我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具体说来，就是“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第二，既然是大众文化读物，而不是专门性学刊，“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196页)。从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一转便是曾引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界风骚的《读书》杂志。不过，我说得很含蓄，而且基本上是“老调重谈”：在我看来，对于报刊来说，“文体”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内容”或“立场”。

　　接下来，神使鬼差的，大家都来找我谈《读书》。来人目的不同，有想让我提供砖头，好敲打敲打今天的《读书》的；也有对《读书》十分迷恋，希望我追溯往事，给予掌声鼓励的。很可惜，我两边都不搭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之所以有如此荣幸，应邀谈论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与我此前十几年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曾检索《〈读书〉杂志20年》光盘，发现我竟在上面发了37篇文章。并非专栏作家，如此投入，让我自己都有点吃惊。这你就能理解，2004年4月《新周刊》上刊出《〈读书〉二十年大盘点》，其中“《读书》十大文章”和“《读书》十大作者”(注)，我都忝列其间。正因为有此因缘，我谈《读书》，始终本着理解、呵护、期待以及添砖加瓦的心态，深怕出言不慎，不独于事无补，还授人以柄。

　　大概是8月中旬，我被迫接受了某周刊的电话采访。说“被迫”，那是因为，人家锲而不舍，我心里并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勉强做了。老实说，那位记者提问的方式，让我感觉很不愉快：“新老《读书》的差距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现任主编不满？”这哪里是采访，分明是考试，而且“标准答案”已经准备好了。不理会记者的提问，依旧自说自话，谈我对《读书》的印象。可以想像，这样没有“猛料”的“答客问”，很让人失望。

　　9月间，又一次被邀谈《读书》，这回是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读书时间”改版为“记忆”，希望从《读书》、《中国青年》、《收获》等杂志的创刊，切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那是朋友的活，必须帮忙，于是，我冒险出镜。记得是在北大五院接受采访，背景是满墙的爬山虎，很是壮观。谈我与《读书》诸君的交往，谈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读书》，也谈《读书》别具一格的文体。随问随答，拉拉杂杂，说好只是提供素材，让导演回去自己剪辑。节目播出来，竟效果极佳。上下两集，都拿我的话做穿插。我的研究生看了，说是借以了解1980年代的思想氛围及学术潮流，有意思。

　　转眼到了10月，万圣书店在西山庭园搞了个《读书》回顾展，吸引了不少读者。23日，星期六，下午3点，应主办者邀请，我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赵一凡合唱一台戏。时间紧，来不及商量，我擅自确定了演讲的题目“《读书》的文体”。事后证明，这主意不错。两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听众也很感兴趣。

　　不到半年时间，竟然4次被邀“妄谈《读书》”。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作为杂志的《读书》那么感兴趣，而且是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将其作为“记忆”来品味？关注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朋友，多从“主义”、“立场”、“流派”、“利益集团”乃至具体的人事关系着眼；不才识小，我谈《读书》，始终限制在“文体”。在我看来，“话题”可以转移，“立场”可能变迁，但自觉的“文体”意识，不该丧失。

　　谈及办杂志，我的体会是，真有学问的杂志难，真有思想的杂志更难；有学问有思想又有文体，这样的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好的杂志文体，不是凭空而降，总有继承与发展。比如现代史上最为显赫的思想文化刊物《新青年》对于前辈的继承：梁启超《新民丛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章太炎《民报》的政治立场与论战姿态、章士钊《甲寅》讲究逻辑性的政论文。

　　在《杂谈“学术文化随笔”》一文中，我曾提及，《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

　　上述这则短文，初刊于1996年9月21日《文汇报》，原本是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写的序，却被误认为是专门针对《读书》的。想想也不无道理，因为那阵子我正努力揣摩《读书》文体的特征及意义。10年过去了，当初对《读书》文体的溯源，现在看来，仍不无道理：“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我和〈语丝〉的始终》)，周作人则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语丝〉的回忆》)。此中微妙的差别，进入1930年代，便成了推崇犀利杂文的太白派与主张闲适小品的论语派之间的对立。可《语丝》中还有另一种尚未被学界关注的文章(既非杂文，也非小品)，主要任务是论学说理，但同样取‘任意而谈’姿态。这种大学者所写的小文章，其文体特征不易界定，只知道其跨越‘文’、‘学’边界，蕴藏着某种一时难以言明的智慧。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另一个杂志的出现，而被发扬光大——我指的是创刊于1979年的《读书》。《读书》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贡献，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体’。不妨这么说，今日的‘读书文体’，接续了‘语丝文体’中逐渐被遗忘的另一侧面，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随笔’，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1999年，为了《读书》创刊20周年，我写了两篇文章，短文用的是大题目(《杂志与时代———为〈读书〉二十周年而作》)，长文谈的反而是小事情(《与〈读书〉结缘》)。如此以大搏小，以小见大，正符合《读书》的风格。我自己更喜欢后一篇，因其契合我对《读书》文体的界定：“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读书》，是想引出一个重要话题：思维、学识、立场等，与文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记得博士论文答辩时，有老先生夸我文字好，当时感觉很不自在，心里想：难道我就只有“文字清通”吗？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多了各种土八股与洋八股，终于明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会写文章”是多么重要的基本素质。记得周作人曾谦称，自己不过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如此平淡高远的境界，对于老辈的读书人来说，是自然而然达成的；而我辈后生小子，则必须穷尽一生精力去摸索、去探求，而且还不一定能实现。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2006年1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也对文风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再追问：“为什么文章不能再简短些、精炼些，再深入浅出些呢？”我同意主编的看法：“绕口的东西，晦涩的东西，故作深沉的东西，矫揉造作的东西，是留不下去的。”当然，想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但总是表达了一种良好的愿望。2006年1月1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注：

　　●该文所列“《读书》十大文章”为：《读书无禁区》(李洪林，1979年1期)、《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王蒙，1980年1期)、《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甘阳，1987年7期)、《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默默，1988年6期)、《百无一用是书生》(金克木，1989年5期)、《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孙津，1992年4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1995年10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陈平原，1998年3期)、《“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年6期)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1999年12期)。该文所列“《读书》十大作者”为：丁聪、陈四益、金克木、董鼎山、王蒙、刘小枫、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辛丰年。

　　●如果一定要为所谓的“《读书》文体”找代表的话，我首先推举金先生。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读书》文体”概括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交代，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印象中，金先生应该是《读书》最高产的作者，为保险起见，我查阅了“《读书》杂志二十年”光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想到《读书》竟有那么多铁杆作者！以下几位先生，建议《读书》杂志为其颁发“劳模”勋章：王蒙82篇，黄裳98篇，董鼎山101篇，金克木101篇，冯亦代112篇。正当我颇为沮丧，为金先生没能拔得头筹而叹惜时，忽然想起，先生还用辛竹笔名发文章。一查，辛竹所撰25文，并没归入金先生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