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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08 王晓明——鲁迅式的眼光
张璟超 —— 论鲁迅精神
May 03 相山赋怀（1999年6月）作者：柳磬如 粤维相城。胜甲淮右。基开沛国。春秋子宋别都。县肇祖龙。汉晋明主上国。群峰罗立。一水潆洄。天分心房。地联徐豫。嵩衡等美。华岱齐尊。其环奇韶秀。则肺腑于幽潜。崇峻蟠深。则开庭场于释老。君山子庐。旷世相望。人代几谢。今古茫茫。柳生也晚。山幸日亲。三登其上。访古寻迹。读史挹芳。感极而悲者也。
April 23 谢有顺——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答友人问 [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问：你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答：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创造性。现在很多人谈到知识分子，都普遍侧重于前者，侧重于道义关怀这一面，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路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独立的人格，这都没错，因为这一个传统在中国确实比较缺乏。谁都知道，从古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也就是士人传统），一直跟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普遍渴望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样一来，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肯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重点，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和国家、民族之间的想像关系，而作为个体，他自身的灵魂建设却被忽略了。为此，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官员，伟大的成功者，但是很少有像美国学者贾克比所说的那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这个背景里，重提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社会历次的人为灾难，无一不是跟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大有关系，假如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异议的声音，整个社会势必会落入一种灾难的境地，这些，都是我所赞同的。 但我也担心，如果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认知仅仅停留于此，并把是否具有独立性看作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尺度的话，它同样会陷入另一个误区。因此，我更愿意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更要体现在他对文明的创造能力的大小上。我记得王小波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话说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潮流，只要一讲到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好像指的就是遇罗克、李昭、李九莲这些人——这些在思想和尊严的问题上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妥协的义士。对他们，我也是充满崇敬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只有勇气和硬气，而没有人在具体地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没有人为人类文明拿出令世界侧目的成果，她就依然是一个空洞的民族，她在人类文明的序列中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知多少中国人有这种危机意识。就我而言，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在敬佩义士之余，也高度尊重另外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没有坚强的颈项，没有惊天动地的勇气，没有在黑暗的时刻站在斗争的前台，但他们却一直很实在地在进行一种文明的创造，他们在处世方式上也许是偏于明哲保身的，但对文明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在自己的专业上具有开拓精神，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比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我觉得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应该被重新认识，他们也理应获得足够的尊重。
问：你觉得独立性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
答：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而应该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一切有思想、人格的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人，这难道不是常识？但是，当大多数的人都成了一个盲从者的时候，恐怕确实需要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承担一个独立灵魂该有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可我坚持认为，独立性不是人与人之间生存质量高低的本质区别，它只能是一个常识和底线，真正区别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质量的，是他的创造性，是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具体贡献了什么。人类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自我提升，都离不开文明的创造和攀登。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尊严，价值，人格，独立，等等，有时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的，但不能忘记，有另一些东西，比如人类文明的成果，它在许多时候同样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开创和争取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穷其一生的精力在进行创造性的劳作，有的甚至还英年早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种知识分子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因此，把真正的知识分子等同于那些不怕杀头的义士是偏颇的，这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很重要的一类，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民族，真正基础性的东西，还应该是那些无穷无尽的创造者；没有这些创造者，而只剩下一些不怕死的义士供我们传唱的话，那是决不能成就一个民族真正的辉煌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光有匹夫之勇是不够的，创造才最重要。很多穷凶极恶的歹徒，在受审判时不也不怕死么，但你为何不能对他们心生敬意？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这一点很重要。要想改变人类整体的精神环境，惟有依靠文明的创造，依靠知识和理性的健全。我甚至想，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和悲剧，许多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道德的悲剧，而恰恰是无知的悲剧——我坚信，无知也会使一个人变得毫无道德。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举“文革”为例子，当时有那么多人失节，有那么多人去打人害人，今天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清理，指出他们在道德上的严重问题是必要的。但反过来假想一下，如果“文革”时期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信息社会，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取信息，可以私下传播各种消息，可以上网，可以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法国人在干什么，英国人在干什么，俄罗斯人在干什么，我想“文革”的悲剧将会少得多，蠢事也会少得多。因为闭塞，因为无知，因为信息的不畅通，导致很多人对人性、对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准确判断，而轻易地被专断的意识形态指令所左右。应该说，“文革”中那种大规模的道德溃败，无知在其中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我不排除很多“文革”悲剧是出于私利或阴暗心理所致，但无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无知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无知导致了许多的罪恶，无知造就了许多的灾难。假如每个人都有健全的知识体系，每个人都对知识、价值有着天然的渴望，我想，他内在的灵魂肯定会因着这种知识的塑造而变得坚定、独立、健康得多；没有这种知识的塑造，所谓的灵魂独立性是非常可疑的。 问：可许多时候，对知识的迷信，也会导致无知。 答：对，这是一个辨证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无知在历次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道德问题当然很重要，但一个人是否主动接受文明的塑造，这一点也很重要。忽视这一点，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好的空气，会对那些没有跳出来振臂一呼，而只是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在进行文明创造的人失去起码的尊重。我看过很多文章，比如，随意指责一个人，说他在“文革”时做了缩头乌龟呀，明哲保身呀，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呀，批判的锋芒非常严厉。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里都有点发怵，也暗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宽容，要理解，不能离开每个人生存的现场而随意谴责别人。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觉得在一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真正尊重人性的社会，是应该允许人软弱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人都成为斗士，成为革命者，成为视死如归的人。一些人，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面对这么多现实的顾虑，他缩起头来，保护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都用一种非常强硬的“革命”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这个社会就未免太过残酷了一点。像沈从文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无法像老舍那样，也不能像遇罗克那样，直接与当时那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思想压制对抗，他躲起来了，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进行了古代服饰文明的研究，留下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理论著作，这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今天的人，不能轻易地用一种单一的道德立场来论断别人的生存价值，否则，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极其偏激的思想风气，那是很危险的。 问：可无知者远远比创造者要多得多。 答：所以我要强调知识的创造，文明的贡献，这太重要了。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早已经是一个常识，谁都知道，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受制于任何的权势力量，关键是看每个人是否有那个勇气来实践这个常识，是否真的坚守自己。很多缺乏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不等于他们就不知道独立性之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但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他们不坚守而已。因此，这问题今天早已解决，再讨论实属多余。创造性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它至今还是被人忽视的，也还没获得它当有的地位。我们国家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上会感到贫乏，致命的症结就在于创造性不够，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够，假如当代中国也像历史上曾有的辉煌时期一样，不断地向世界贡献老子、庄子、孟子，不断地贡献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话，我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没必要刻意去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了，完全不用这样表述，只要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作一块块文明的石头，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就没人敢再轻视我们，也没人敢藐视中国的存在了。任何时候，文明的创造都是惟一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和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力量。 问：创造里也包含着独立性？ 答：的确，一个人的创造性，能够加强他的独立性。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当他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也正是他失去独立性的时候；如果他还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就肯定不会轻易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比如，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希望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遗憾的是，这些人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没能将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坚持下去，反而轻易地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轻易地封闭了自己身上那种创造的智慧，应该说，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创造性是一起失去的。那么多的作家，在五四前后，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极其优秀的作品，可建国后却几乎一事无成，我想，他们的悲剧不仅是独立性丧失之后奴性增加的悲剧，更是创造力衰竭、大脑闲置的悲剧。一个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丧失之后，他的独立性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问：可很多时候毕竟不能没有斗争者呀。 答：长期以来，文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以为面对思想压迫，精神强制，只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与它进行殊死斗争，要么就成为权势的奴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看起来不斗争，但也不应和，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从一个严厉的标准看，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懦弱，可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灵魂来说，他会不会觉得你的反抗和你的奴性也同样可笑呢？我一直在猜测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他们也许有懦弱的一面，但只要有健康理性的人，便会发现，那些荒谬的事实，那些无知的论调，根本就不值得你去争辩，去计较的。时间自会给一切以公正的结论。那些沉默者也许仅仅是为了等待时间来作出裁决，因为那些常识性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之花费心力。我相信有这样一种人。你想，在“文革”时期，全国人民都说一种话，都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都认为领袖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前进的明灯，这里面的荒谬性，值得一个有理性的人去辩驳吗？“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等无知言论，值得你冒着性命危险站出来拆穿它吗？与其用人渺小的力量去对抗它，还不如静等时间将它抛弃，它迟早将被抛弃。沉默，有时是为了保住自己有一个创造的空间。我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沉默者，而是说，要对沉默者也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只要他确实没有放弃创造。惟有创造性成果才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像陈寅恪，其实他的政治立场并不坚决，并没有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他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斗士。尽管他确实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明确表示在他的研究所拒绝学习马列，可很多人都忘记了，陈寅恪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刚解放不久，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宽容、温和的。很难想像，“文革”时期的陈寅恪还会写这样一封信。可即便写了又怎样呢？说到底，写不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寅恪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在不丧失人格底线的基础上，继续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完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著作。又比如知识分子很喜欢谈论的顾准，他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也是在于他留下的一些重要的文字，没有这些，顾准的所谓政治立场将变得非常空洞，因为他当年所坚持的那个政治立场，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常识，根本不需要再去争论了。只有文明的成果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并留在时间里。可惜的是，一些人总喜欢武断地面对历史的暗角，而失去对创造者的宽容；只要我们多一点点的宽容，文明的中断在中国恐怕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巨大和可怕了。 问：难道政治立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真的不重要？ 答：应该看到，政治立场具有相对性，它不是绝对的。我也想过，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到底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的，但它的表达方式与政治家不一样。如果有人问我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就回答说，凡是有利于人更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我都是赞成的；凡是不利于人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哪怕是所有人都在说它好，我依然表示反对。这就是我的政治立场。因此，就具体情形而言，政治不应该是一个被全面首肯的东西，它需要监督，不是连党派内部都还有监督部门么。要监督就说明它是需要警惕的，会变化的。只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创造的激情。只有这个不变，才能够应政治的万变。假若一个知识分子随着外面的政治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造方向，这种知识分子是非常可疑的。一个坚定、独立、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灵魂，应该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种批判的品格，怀疑的精神，保持一种在野的、边缘的身份。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清醒的立场，而免于被一时的政治局势冲昏了头脑。记得刚刚建国的时候，多数知识分子都以为光明的时代来了，伟大的时代来了，梦想中的美好时代来了，包括老舍这些原本在国外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回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他们所热爱的时代很快就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梦想中的伟大时代并没有尊重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热爱，而是用写检讨、戴纸帽、扫大街、洗厕所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激情，那个时候，你说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政治变了，他该怎么办？如果他又转而想讨好新的政治变化，那恐怕是永远都讨好不了的，因为政治永远都在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保持自身的创造性，哪怕只要有一线可能，也决不将创造的空间拱手相让。今天，那个噩梦般的社会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很多问题依然遗留了下来，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事还有不少。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创造派，每个人都有自觉的创造渴望，未来必定是辉煌的。中国人的创造智慧是非凡的，只要不把它消耗在人际斗争中，必定会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尤其需要提倡这种创造精神，创新能力。现在不是喜欢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但伟大复兴不是靠人口众多，也不是靠资源丰富，甚至不是靠经济增长率，而主要是靠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了哪些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贡献。 问：为何要如此强调创造的重要？ 答：强调创造，就是怕知识分子落入一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遗忘了自身的专业精神，专业贡献；强调创造，就是要反抗那种把简单的政治立场和道义立场当成知识分子的全部职责的言论。我希望在道义立场和个人勇气之外，引进另外一个维度——对知识、文明的具体贡献。这是不可或缺的。塞义德有一本名著，叫《知识分子论》，它里面专门谈了一个叫范农的人。范农分析了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情况，时间大概是在1954年到1962年期间，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同声附和政党与领袖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是不够的，尽管反殖民，恢复民族自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政治，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应该仅仅是附和这种声音，这是不够的。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大概看到了这一点，就坚持另外一种思索：难道我们奋战只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如果是那样，当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后来范农就有一个说法，他说，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来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创造新灵魂。确实，你仅仅把白人赶走，这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是没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虽然完成了民族独立，但还得考虑如何创造一个新灵魂，不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就不是一个有健全思维的知识分子。为此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学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两个概念。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想，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个“普遍的知识分子”，福柯想到的可能是像萨特这样的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作家——他们的地位已经被特殊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为何这么说？因为很多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他总是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特长，他的专业。假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成为一个发挥特长的个人，创造的个人，这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甚至是任何的专制政治、任何的邪恶势力都不能摧毁的，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种错误的政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但错误过后，生活又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力量，因为那个基础还在，那个创造的渴望还在，就还有希望。但是说到这里，也得警惕一种现象，对知识分子过分地强调创造，强调专业，我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技术主义者，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刻板的人。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我更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既有创造的智慧，又有面对公共事务发言的能力。二者并不矛盾。如萨特在1947年出版的《文学是什么？》一书里所说的：“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思想。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 April 22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龙应台)
本文于2006年1月26日在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同步刊出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胡锦涛」代表什么？ 锦涛先生：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坎指标。指针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 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瘖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络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络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络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络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络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 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型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们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型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型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分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它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 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分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分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 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猫熊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 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 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本文转自志恒的博客) April 16 安庆往事
我最喜欢的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
——调寄《临江仙》
邓石如作品欣赏邓石如(1743-1805)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此时崇尚碑学的书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成为碑学实践范例的是邓石如。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以至汉碑等的成熟，碑学通过广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碑派面目。
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出生寒士之门，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学业以及骜岸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倾注艺术的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交游”二字。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这完全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April 13 我的复读岁月——写给志恒 志恒兄，要不是你的这个附录，我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静下心写点东西。很久以来，我差不多已习惯于在喧嚣与浮躁中麻醉着自己，我已经感觉不到有写点什么的必要了。
你我能够相识并成为兄弟，真是一种缘分。四年前，当我带着失败的忧伤与未曾泯灭的幻想去那个注定让我终身难忘的会宫中学准备再一次为鱼跃龙门奋战时，我不可能想到在那里会遇见你和程真，更不可能想到在我懵懵懂懂的走过那么多年后，会有一个人对我产生如此深切的影响，以致改变了我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回忆起我们第一次相遇也是唯一的一次相遇时的情形？我想你肯定不记得了。是啊，哪个时候，我们彼此谁也不可能料到会有一天我们成为兄弟，我们那时只不过是两个陌生人的一次萍水相逢。然而，这个世界的魅力也许就是有了太多的巧合与偶然。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依稀记起当时的若干情形。
那天，是我那个不短也不长的复读生活开始的第一天。我因实在不能适应那个复读班沉闷压抑并带有几分悲怆的气氛，在大家都在埋头苦读的时候悄悄的回到宿舍，想借此来释放一下胸中的积郁。到宿舍，我便看到一个瘦弱之中却带有几分清俊的人坐在我的下铺，那个人便是你。当时宿舍里没有其他的人，我还以为你是我们那个后来令班主任和校领导最伤脑筋的107的新成员。（我似乎向你投去了友善的目光，现在记不真切了）后来程真进来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第一印象有些令我反感的人叫程真，（可见以貌取人不好，差点错过了一个好兄弟）从你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你是刚刚考上的，到这来是送他复读的。也许是那个时候的复读生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吧，见到刚刚考上的人，总是怀着艳羡的心理想和他聊上几句，仿佛别人的成功也能给自己带来某种希望与慰藉。（不知道这个推测准不准，不过我见很多都是这样的）一向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的我哦很快的加入了你们的谈话。谈话的内容现在大多忘却了，但有一点我却记得十分真切，这原因恐怕要归结于我那个时候数学成绩极差逢人总喜欢问问什么学数学的妙法，我也同样向你询问了在我那个时候愈问弥新的话题。你却告诉我你的数学更差，曾经十二道选择题你能从第一题错到第十一题，却在最后一题奇迹般的对了，似乎是要给阅卷老师留些希望，说得我们都捧腹大笑。这个至今也不失为一个数学差生的经典范例还时常被我用来做些谈资以鼓励那些为数学苦恼的人。好在我们现在彼此都不用学那令人伤心与无奈的数学了。
复读的生活，注定是单调乏味的，一个教室里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彼此间没有什么话语。偶尔的谈话也多是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徒增沮丧而已，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是以微笑或点头相互示意，以示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班的。每天都是发不完的试卷和做不完的习题，似乎复读只是为了这些试卷和习题而来的，要不就是为了一次一次的模拟考试的成绩排名而独自悲欢。那段日子，是我这些年来最落寞与无助的日子，我无法适应那个至今依然被我当作教育的反面题材的学校的教学模式。我现在无法用言语名状我当时痛苦的感受，那是一种极度崩溃却难于言表的痛苦，以致后来我竟选择了逃跑。（我当时实在受不了，在一天早晨，大概是03年元旦，偷偷的收拾了行李去了枞中，不过后来被老师给抓了回来）我之所以最终挺过那段岁月，现在想来，真的得益于你。如果有一天我要感激会宫中学的话，那恐怕唯一值得感激的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你和程真，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理由了。
那段日子，在处理完无聊而又繁重的作业后，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和程真是同桌，我们可以经常的交流，相互的倾诉，相互的排解心中的苦闷。程真是一个不太喜欢随便表露感情的人，所以每次其实都是我在说，他在听。但偶尔也他也会说一些他过去的经历，说的最多的是他的那个“气质很好”的梦中佳人，其次就是你了。（我无意出卖程真，这是事实）我对那个“气质很好”的佳人倒没产生多大兴趣，只是对你却格外的好奇。他几乎把所有他知道的你的事迹都告诉了我，后来他干脆把你写给他的信和留给他的文字都让我一睹为快了。我现在对于那些信的内容记忆的还很真切，很多信我都是反复阅读的，差不多每次都给我带来一次精神的洗礼，带来一分心灵的悸动。似乎这就是写给我的信。我也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流浪心灵的栖息之地，在安慰中默默的感动着。“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达在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这些的理解都是那时从你那一封一封的信中逐渐加深的。也许是我那个时候太匮乏；也许是那个时候你太优秀（现在依然）。我几乎完全被你那有些沉重的笔调所折服，要知道在我的身边遇见这么好的感觉的文字我还是第一次。于是很少阅读的我也学你去定了一份《散文海外版》。我开始阅读散文，开始了解一些作家，开始动笔去写。我正是带着那时候开始的阅读积累走进大学的，并且把阅读的习惯保持到今天。
时间过的真的很快，在我回忆这段往事时它都差不多已过去将近四年了。然而在我的心中它好像就是不久的事情，一直在感动着我，滋润着我。
我不知道我在你即将告别一段生活准备开始另一种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的毕业之际写下上面的文字你是否满意？我写作不好，写的也许有点偏离本意了，但我都是按照你的“真实不虚夸”的要求写的。你就姑且收下吧。最后我想拿你去年国庆送我的十六字——不忘理想；不弃信念；不辱使命；不负韶华——来送给你。（这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将来无论有什么风风雨雨，无论有多少困厄与艰难，希望我们都能坚持下去，都能守住自己的信念与理想。
窗外，遭遇着一次寒流复辟后的春天更显灿烂。搁笔，珍重。 2005年十大轰动公开信2005年，他们有话要说且方式特别:写公开信。每一封公开信背后，自有作者充分的理由，或是表明立场，或是针砭时弊，或是表白心迹。也有些公开信，图的则是撇清关系。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公开的方式来表达真相时，暴露出来的或许是问题，留下的却是希望。
周伟: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关键词:人身安全 方式:真情告白 影响力:★★ 效果:竟无语凝噎 在下属屈庆华因为遭抢劫袭击去世后，I B M 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于2005年10月9日发表了请下属注意人身安全的公开信。“对于公司和你的家庭来说，你的人身安全是重中之重。”该信特别指出:“防范临街抢夺和偷窃财物等犯罪行为已经成为每一位员工必须正视的安全问题。” 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是随信附上的该公司保安部拟定的“出差安全守则”，其中条款可供全国需要出差的人引以为鉴:“请不要在街上驻足和陌生人聊天”“不要将手机挂在脖子上或别在腰上”“使用双肩的休闲背包或者袋子”“不要随人流抢座位”“不要沿着能令摩托车轻易接近的道路行走”等。温情提示的后面，反映的是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对自己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的焦虑。
任志强:求解房事 关键词:房价 方式:上书中央 影响力:★★★★ 效果:蛙声一片 2005年的中国房价在一片“要降”预测评论声中扶摇直上，在一片“狼来了”的声音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国八条”)下发。面对此情此景，地产商揭竿而起。4月11日，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就此专门撰写了近2.5万字的文章《对形势的判断与对策》上书权威部门，指出中国房地产已进入严重的供给不足阶段，解决住房问题还得看国家土地与税收政策调控。4天后，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也写了一封公开信，劝告其他地产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维持市场秩序，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房价还在涨，但地产商人的表现却象征着他们的成熟。在急切的讨论声中，他们开始追求一个有序的可预见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大起大落之间的投机和暴利。
李开复:我为你们而跳 关键词:诚信 方式:自我辩护 影响力:★★★ 效果:两三点雨山前 从微软“跳槽”至GOOGLE 中国总裁的李开复，公开就一位大学生对他“诚信”的质疑做出回应，解释他离开微软的原因:“为了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或者是帮助中国的学生”。从“微软很可能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公司”，到一年多后跳槽至新东家，李开复此举不仅引发了一场两大公司的诉讼，更在他的中国大学生粉丝中引发争议。若干年来，李开复一直充当着中国大学生的精神导师的角色，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大学四年怎么过》等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但今天，当他的行为与其思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封公开信并没有给出根本的答案。关于诚信，相信在今后还是个热门话题。
于建嵘:清者自清 关键词:学术打假 方式:口水大战 影响力:★★★ 效果: 随风而去 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新语丝”网站，与“信访”教授于建嵘激烈碰撞了一把。于建嵘发表《致新语丝的公开信》，指责新语丝刊发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恶意攻击了我的人格，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利”。在帮忙与帮闲分子掺和后，局势由方舟子PK于建嵘变成了群P事件，最后于建嵘以一则质朴的致歉信结束了这乱局。学术打假向来容易调动公众情绪，此次论争也不例外。
李大同:炮轰考核制度 关键词:采编人员考核评比条例 方式:揭竿而起 影响力:★★★ 效果:立竿见影 亲手培植出名牌栏目《冰点》的中青报资深报人李大同8月15日发表公开信，批评报社《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稿)》违背了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剥夺了记者对社会和官场腐败现象的监督权利，并直言，面对《条例》“我们不能再沉默，也没有理由再沉默”。特殊的背景，和一群不失风骨的报人结合在一起，使得发生在这份报纸内部的风波，也注定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几天以后，中青报党组便下发通知，另组班子重新修改考核办法。
王垠:炒了清华 关键词:博士 退学方式:扬长而去 影响力:★★★ 效果:一骑绝尘 还有一年就要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研究生毕业的王垠，9月22日在其私人博客里发表《对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并一一列举其退学之缘由，直接质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于是，对高校教育体制之弊的讨伐又成了一大热点，“清华退学博士”很快卷入一场由公众和媒体参与的大讨论中。王垠不读书了，贺老师不招生了，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怒了，从这些新闻中，我们知道高等教育病了。
贺卫方:不栽桃李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制度 方式:甩手不干 影响力:★★★★★ 效果:民间讨论热烈官方缄默不语 2005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出《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生存在体制内的具有良知和独立精神的教授公开叫板研究生招生制度，这在近年来并不多见。 此信一出，学界和民间反应热烈，更多人开始剖析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时间表。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包括北大校方在内的教育部门并未有公开的回应，与年初执教于清华大学的陈丹青愤然辞职类似，贺卫方的公开信在2005年的大晴天荡起几圈涟漪后，现在似乎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田亮:就这样被你抛弃 关键词:奥运冠军走穴 方式:迷途思返 影响力:★★★ 效果:前途渺茫 2005年1月26日，游走于进军娱乐界的诱惑与商业活动之中的雅典奥运会冠军田亮得知，他正式被国家队除名。当日下午，田亮发表公开《致媒体公开信》，对此结果“感到震惊和难过”。同期商业活动频繁的跳水队员郭晶晶，却因为“认错态度好”得以归队。如今，公开信发表已经从年初到了岁尾，田亮重返国家队的希望看上去更加渺茫。在体育与商业娱乐紧密结合的今天，那些由计划经济生产出来的奥运冠军是“国家”的，还是自己的，这个问题一直还在争论不休。
南方报业:本公司无新闻 关键词:集体跳槽 方式:严正申明 影响力:★★ 效果:雾里看花一篇 “《南方周末》报资深记者集体辞职”的网络文章，居然引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法律事务部”正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可见事情之严重程度。让人意外的是，南方报业的“声明”还提到了两年前更不新鲜的“另一篇网文”——该网文“指责《南方周末》收受某保险公司1100万元广告费后，撤下对该公司的批评报道”。声明指出，“某保险公司从未在本集团投放过如此大额的广告，《南方周末》也从未因此而撤下过对该公司的批评稿件，《南方周末》以及本集团的负责人也从未接受该公司邀请前往欧洲旅游。”这无意中也折射了市场环境下传媒人的某种尴尬与焦虑。
肯德基:这日子过的，安逸 关键词:食品安全 方式:顾左右而言他 影响力:★★ 效果:心有余悸 肯德基食品里到底有没有苏丹红？在2005年上半年有关部门的检测中，对这一结果明确无误地予以了肯定。“危机”关头，洋快餐再次驾轻就熟地搞起了公关游戏，3月29日，《肯德基致中国消费者公开信》发表，做出了其一贯的程序化承诺，而对于消费者索赔一事，语焉不详快速滑过。 有个四川老乡的段子说得好:早上起来，我用氟超标的牙膏刷了牙，给儿子冲了杯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了杯过期的光明牛奶；中午去肯德基吃苏丹红鸡翅；下班后和老婆去餐馆吃饭，点了盘喂避孕药长大的鳝鱼，这日子过的，安逸。 April 10 写给这里的朋友受朋友的启发我也建立了这样的一块文字领地，然而自从建立以后我就一直让它荒芜，没有什么文章，没有访问量，甚至有时连自己都遗忘了还有这样的一块属于自己的倾诉方式。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我上网很不方便（这似乎有点不合当前的时宜，但事实就是这样），每次上网都是在网吧，那里的环境似乎很不适合写作；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我的疏懒与才气，由于难以克服的懒惰，我很少去写作，加上才气的限制，更是为逃避写作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尽管我学的是文学，但这同样不能说服我去写作。还有即使有时候我也写些东西，但我也不愿浪费时间把它打在这里，我宁愿把它藏在日记里一个人去体会去感受。 今天我之所以会重新把这块荒芜已久的地方重新整理并告诉更多的兄弟和朋友，是因为我需要整理自己的心情，我希望能够通过整理它来使自己的心情更舒畅一些，能使自己浮躁的心在此刻变得宁静，变得澄澈。这也是取名“上善若水”的原因。我希望每一个到这里造访的朋友都能够给我一点鼓励，不要因为都是转载的文章而对我失去信心，（可能很长时间里都是转载）转载的文章都是能够反映我的偏好与某段时间的心情状况。 April 02 鲁迅：黑暗的灵魂，时代的先见
March 31 王晓明：鲁迅传——面对命运的启示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 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 人，万勿和他接近。１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２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鲁迅当然就难以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中国的文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他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能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在先秦时代，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两千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深重苦难，一直到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中国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样一份悲惨的命运，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生态环境愈益恶化，精神活力日渐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冲力，将整个民族和文化部推到灭亡的边缘，而且这冲力还越来越大，简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它。可是，你看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们用各不相同的嗓门叫喊：前面不远就是那“现代化”的天国，大家只要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三步并二步地跳进去……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部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樟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竟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在这个人人都闭上了眼睛的对代，鲁迅能够是例外吗？ 我原先以为他能够。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１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２鲁迅：《通讯》，《华盖集》，十八页。 感觉自己落后了前天有个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问我“是不是喜欢听周董的发如雪”，我当时给她回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周董是谁，没听过他的歌。后来我才知道周董就是周杰伦，就是那个唱歌听不懂的那个。
其实我是听过一些他的歌的，那时候我还在高三，当时也没太在意，因为听不懂也就没再听了，后来他的大名常常从别人的嘴里蹦进我的耳里，我禁不起诱惑又听了些，记得是什么《东风破》，依然不是印象很深。也许是我天生对音乐不太敏感的缘故吧，总之后来一次没听过了。
我现在每天都在忙功课，为了以后能在这个世界有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我几乎都放弃了听音乐，对当下歌坛的事情几乎是一无所知，也没有想知道的欲望，有时候对那些什么明星都有了反感的情绪。
这让我想起曾经在高中的时候，我那时特别喜欢张学友，天天都听，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年轻的老师，按理说他和我们差不多，也应该喜欢流行音乐，但不知是出于师道尊严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特别的反感流行音乐，我不知道被他扣留了多少磁带，也不知道被批评了多少回（其他同学也差不多）。我当时特别的不理解，心想一个年轻老师怎么就象一个卫道者似的。
现在终于明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思想是逐渐趋于保守的，总是和我们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思想有着距离的。
将来我也要做老师的，面对我的学生我不知我将要摆出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他们。 March 25 《一代报人王芸生》一口气看完了《一代报人王芸生》，感觉中国的新闻史上能有《大公报》这样的报纸（也包括储氏《观察》等等）真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的骄傲。当然，这样的报纸在当时能够生存是有着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国家处于动乱时期，思想控制相对放松。但我认为与那个时候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双重浸淫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那种使命意识，独立人格也是分不开的。“不望成功，准备失败”，这其实与虽死犹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报纸是一面镜子，它的作用是反映现实。如果现实是丑恶的，怎样控制，镜子也无从把它照美了。镜子可以摔碎，却不能借挖掉后面几块水银来光鲜面容，那只是把镜子本身弄的破烂而已。”这是王芸生表达的一种对新闻自由的看法，说的真是好，遗憾的是他没想到在“镜子”的这两种可能之外还有一种叫“哈哈镜”的镜子，也许想到了，只是不忍说而已。看看现在的报纸，哪一个不是“哈哈镜”，我宁愿是一些破碎的镜子，虽然破碎却也还能用碎片反照一些真实，虽不全面，但至少是真实的。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转）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因「反右」「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22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1500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41年之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10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 但是，我们还要提及另一些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不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林姑娘是游先生看中的女才子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7-11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份）》，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笈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 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令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以「令昭」为笔者，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名字的说明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逶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风．七月》：『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 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86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怆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感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在芬芳灿栏的日子里 1956年的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为《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钟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地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57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张玲在20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 1956年12月31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８迎接伟大的1957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彷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前途灿烂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 午夜11时30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其心之决，其志之壹，可谓任何「回天之力」皆已不存！颇有「宁可负人，不可负我」的韵味，这是为马老所不曾料到的！于是，就在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有如林昭这样的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男女死于枪杀，更不用详说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他们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芧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在这1956年的除夕午夜，时光流向1957年元旦的临界时刻，这是马老、也是所有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幻化斑斓！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它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示，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红楼》的第二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的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一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掣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东操掣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二期的「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之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青 1957年5月9日：背叛与离散的开始 「五四」过去，《红楼》编辑部里逐渐感受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它全是中文系。）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口乘「332」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1元5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能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5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5.19」《红楼》编委会的颐和园之游的唯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的唯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的黄昏时分，北大的学生大餐厅的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的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筒照着，注意地读着那用红色标语纸毛笔大字写成的诗行：《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筒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变成小组讨论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有的墙壁上皆糊满，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耀眼一页的重要日子，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 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撤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它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10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相，41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30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 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5.19」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份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5.19」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36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份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 林昭走上一条不归路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倒翻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说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严肃课题，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的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11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利，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的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罢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自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的厄运的开始。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是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十六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 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里读线装书，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八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七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十八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八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九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两个地址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份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份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劲兴足而罢！ 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1957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竖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 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份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十二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声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份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撤编委而身罹于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我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和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地从南校门走到海淀。1957年时代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唯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浏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之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掣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卜居》的境况进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剥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兀然地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中国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彷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兀坐在狭小的窗前，「好象一段呆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哪！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证明了其必要与正确。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即1957年12月25日之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证明了其必要与正确。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之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的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但大约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我看到她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我被秘密逮捕并关进了监狱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入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经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 的横暴与恶劣！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加上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病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唯此一计，别无妙策，后许先生信告：「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他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辟别九载的青岛，（我自1956年寒假毕，开学赴北大，1957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 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份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地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的中学里，与我同步地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与词的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也是枉然！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呕哑嘲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着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它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她就是在监狱，我也要见到她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数据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 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谁知乃是永诀！并合影留念。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 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生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于其处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唯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说：他们定在6号！ 她头顶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成一个「冤」字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 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联椅及一张长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联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联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联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长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 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联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 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佩枪的警士。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激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顿，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作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我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象，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肉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 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 「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 「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噎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这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的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焊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 」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 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认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埸，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简短地切切耳语。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一句一词地边念边讲。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找，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个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迭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漂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她忽然看见笔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上那一堆洇血的卫生纸片！ 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坎，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Ｘ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当顶而降的霹雳！ 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Ｘ处长请教：「报告Ｘ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份子鸣不平！」Ｘ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是谁杀了我的儿？我的儿是谁杀了？」 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中国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家中，出现了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一个家伙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一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快意之神色，使彭令范终身难忘！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未闻，扬长而去。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 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祥祥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祥祥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朦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在「十里洋彻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辞。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的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涪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她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而去！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海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 「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在何处? 在说罢这椿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文/张元勋 作者系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会员，南京广播电视报社总编助理 摘自三九作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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