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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6 读《鲁迅全集》序
我只是芸芸众生间的一芥子。渺小，毫不起眼，混迹于各种生命存在的眼底，却并不被发见乃至重视与理解。我无法扎根这富饶残坏、老迈躁动、血色暗黑的家国！我无法进驻那生动纷扰，繁华凄凉，至爱与仇怼、宣言与炮火交织的世界！我更无从超越那孕育生命注定腐朽的地球！我虚浮在半空，做着无休止的生命发迹的种种迷梦。然而，在这世间，我的大限即刻就要到来。抛开对死亡的无可退避的大爱与恐惧，余下的只有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迷惘和时不我待的大惊惧！ 于是—— 徘徊或是凝望。 追寻或是放纵。 前路似乎有人，于是——尝试模仿。 人与我一起迷失，于是——放弃。 在有人无人的境地，开始首创——于是流血——于是也陷他者于迷途，空的希望——于是沉默及至毁灭。 或者开始。 或者沉沦。 于是唯清醒而痛苦抑或麻木不仁。 我想到了种种过程与结果，也下定了决绝的狠心。却惟独没有明白：什么是我追索实践的价值？ 于是—— 失望。 依旧迷惘。 继续追寻，权作实现的开始。 我究竟要追寻些什么？以我简短的人生阅历大约无从回答。于是在惊惧不安中积累，阅书阅人阅世，以期最终建构，甚而至于践行。然而，阅见的又是些什么？！在这样一个价值空前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媒体（尤其是电视）超级发达娱乐至上的世间，真实被扎扎实实地掩盖，意义被彻彻底底地解构，所谓价值，沦为一地鸡毛——那是杨振宁的黄昏恋，王菲的大肚皮和她终于降生的女儿，还是一个学校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红色教育”…… 哪怕用我有光的眼睛，也看不透这世事。 于是，我同时学会了汲取——向目光深邃者汲取。 然而，当代的思想者们多少沦落了。 他们的脑袋或多或少是要比一般人大些发达些的，然而除了用脑子思考用文字表达外，他们是绝少用手足践行自己思想的，甚至连自己的嘴也常常与自己高傲的文字干架。我于是又常常看见，我所仰望的这时代的思想者知识者（甚至一些是我所信赖的）有的始终自闭于书斋不计民生；有的跳出书斋钻进胭脂斋，先进得能用下体思想；有的由书斋蹩进衙门，从此发迹；有的喜相互叫骂；有的惟我独尊…… 于是，我不得不学会看清，无望——无所期望。 我开始从已沉淀下来的逝者中汲取。目光所及，首先发见的便是鲁迅先生。 先生笔下的国民（庸众、看客、战士、叭儿等等）依旧活在这世间。 断续读过先生的一些文字，久已忘却，只留下模糊的影子。于今重读，自《野草》始。 June 11 朱学勤：危城别慎之4月17日黄昏接北京电话：慎之先生已进入弥留状态。次日一早即飞北京，出机场，阴风惨淡，路人多带口罩，不说话，只是走，已现危城景象。登车直奔协和，进入病区，却被拦在门外，看着门内老人浑身插满各种管子，躺在病床上忍受病痛的折磨，却不能上前，助他一丝一毫之力。慎公无语，但他那颗倔强的心脏还在跳动，一定还在想，至少还想说！然而他罩着呼吸机，我戴着口罩，眼睁睁一门内外，天人渐隔，纵然能想能说，再不能象以往那样，一见面就大声不止，滔滔不绝了……。 ( http://www.tecn.cn ) 1994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主办方安排西湖游览，我和他都迟到，却因此而相识相知。只见码头上有一老者，望之俨然，穿墨绿色风衣，临风站立，目送众人远去。回头见还有一个迟到者，问过姓名，突然说：“哎呀，我正想找你，却在这里相遇！” 从此定交，十年风雨而不悔。 ( http://www.tecn.cn ) 我们在湖边找一个椅子坐定，直谈到暮色四合，任寒风细雨打湿一老一少衣背。我那时其实也不年青，四十出头，但相比慎公年龄，恰好隔一辈。他跟我谈起经历：40年代初叶从重庆随周恩来去延安，参与创办新华社国际部；50年代初毛泽东需要英文秘书，即从自己的部属中选派最得力者林克进入中南海；55年参加万隆会议，在昆明被周恩来临时留在了后一架飞机，因此而避过前面“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一劫；56年苏东事件发生，中南海里每晚开会，急需大量国际电讯，他那时组织编译每天送政治局会议桌上的外电参考资料达30万字，一日三“参”，一人审定，通宵达旦，竟无倦意。1957年鸣放，他目睹此体制之怪现状：单位之内因调级、分房可随时闹情绪，或怠工，所谓小民主不断，而单位外公共大事却没有半点民意，噤若寒蝉，于是提议开放大民主，压缩小民主，不料毛泽东闻讯怒斥：我们有两个司局级干部要搞大民主，不搞小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就是上街，就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段文字至今还留在毛选第五卷中。由此而成为“钦定右派”，迫害二十二年。79年邓小平访美，他作为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来人迎接，开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 http://www.tecn.cn ) 但也只是平坦了十年。胡乔木曾请他出任文革后恢复的中联部部长，正部级，被他一个电话拒绝。筹建中国社科院，请他参与筹划国际片各学科所，他认为“学官”尚可为，方同意出任。此后一句“我绝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又将副部级之官衔挂冠而去。而他在位时，从来不以社科院副院长这一学界高位为自己谋一个起码的职称，以致一旦弃位，连一个研究员都不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既无官位，又无学者之华衮，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而已”。我问他从右派到复出、从学官到弃位的思想历程，他哈哈大笑：第一年痛不欲生，拼命寻找自己的错误，欲与罪名合拍；第二年豁然开朗，终于“想通”，“想通”不是痛哭流涕，乞求饶恕，而是大彻大悟，跳出三界：89年之后，开笔直抒胸臆，打破体制束缚，一步到位，从此踏上不归路。读顾准前，他自我评价是：“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一人！”直至发现顾准，有一人一灯如豆，掘进在隧道前面，他又补充第二句：“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二人！”有这样的精神气概，才会发生后来广为传播的那则真实“逸闻”：有境外学者在一学术会议上提问：“文革十年浩劫里，请问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举坐哑然，唯有他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刷新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 ( http://www.tecn.cn ) 此后与他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但也仅限于我进京，他来沪，还有一次是在波士顿相遇（见题头照片），总计不过十次。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本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凡读过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却是众人心中皆有，笔下却无。我见慎公欲捅破，当时还有顾虑，问他是否言之过早？ 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 ( http://www.tecn.cn ) 199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 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有形之压力，以慎公大无畏气慨，足以抵抗而有余。无形之风雨，误解、猜忌、疏离、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2001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坚挺，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风稍愈。他担忧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种种暗伤则还是闭口不言。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象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 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 http://www.tecn.cn ) 如今泰山已颓，大树飘零。遥望北陲，危城中当有无尽的白口罩，不说话，只是在那里默默行走？他没有给这个瘟疫中的城市留一句话，遽然而去。而他该说的话，其实已经在四年前说尽： ( http://www.tecn.cn )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 http://www.tecn.cn ) 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 http://www.tecn.cn ) 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 http://www.tecn.cn ) 剔肉还母，剔骨还父。慎公远行复远行，形单影只，唯余一背影。 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 为自由而鸣，公真第一人！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278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June 10 为了忘却的纪念－－独秀篇
June 08 王晓明——鲁迅式的眼光
张璟超 —— 论鲁迅精神
May 03 相山赋怀（1999年6月）作者：柳磬如 粤维相城。胜甲淮右。基开沛国。春秋子宋别都。县肇祖龙。汉晋明主上国。群峰罗立。一水潆洄。天分心房。地联徐豫。嵩衡等美。华岱齐尊。其环奇韶秀。则肺腑于幽潜。崇峻蟠深。则开庭场于释老。君山子庐。旷世相望。人代几谢。今古茫茫。柳生也晚。山幸日亲。三登其上。访古寻迹。读史挹芳。感极而悲者也。
April 23 谢有顺——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答友人问 [ 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问：你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答：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创造性。现在很多人谈到知识分子，都普遍侧重于前者，侧重于道义关怀这一面，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路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独立的人格，这都没错，因为这一个传统在中国确实比较缺乏。谁都知道，从古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也就是士人传统），一直跟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普遍渴望通过国家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样一来，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肯定将受到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重点，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和国家、民族之间的想像关系，而作为个体，他自身的灵魂建设却被忽略了。为此，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官员，伟大的成功者，但是很少有像美国学者贾克比所说的那种“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在这个背景里，重提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很有意义的。中国社会历次的人为灾难，无一不是跟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大有关系，假如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异议的声音，整个社会势必会落入一种灾难的境地，这些，都是我所赞同的。 但我也担心，如果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认知仅仅停留于此，并把是否具有独立性看作是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惟一尺度的话，它同样会陷入另一个误区。因此，我更愿意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更要体现在他对文明的创造能力的大小上。我记得王小波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话说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潮流，只要一讲到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好像指的就是遇罗克、李昭、李九莲这些人——这些在思想和尊严的问题上宁愿牺牲性命也不愿妥协的义士。对他们，我也是充满崇敬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只有勇气和硬气，而没有人在具体地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没有人为人类文明拿出令世界侧目的成果，她就依然是一个空洞的民族，她在人类文明的序列中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知多少中国人有这种危机意识。就我而言，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在敬佩义士之余，也高度尊重另外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没有坚强的颈项，没有惊天动地的勇气，没有在黑暗的时刻站在斗争的前台，但他们却一直很实在地在进行一种文明的创造，他们在处世方式上也许是偏于明哲保身的，但对文明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在自己的专业上具有开拓精神，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比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我觉得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意义应该被重新认识，他们也理应获得足够的尊重。
问：你觉得独立性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
答：所谓的独立性，其实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而应该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一切有思想、人格的人，都应该是独立的个人，这难道不是常识？但是，当大多数的人都成了一个盲从者的时候，恐怕确实需要知识分子率先站出来，承担一个独立灵魂该有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可我坚持认为，独立性不是人与人之间生存质量高低的本质区别，它只能是一个常识和底线，真正区别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质量的，是他的创造性，是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具体贡献了什么。人类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自我提升，都离不开文明的创造和攀登。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尊严，价值，人格，独立，等等，有时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的，但不能忘记，有另一些东西，比如人类文明的成果，它在许多时候同样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开创和争取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穷其一生的精力在进行创造性的劳作，有的甚至还英年早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种知识分子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因此，把真正的知识分子等同于那些不怕杀头的义士是偏颇的，这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很重要的一类，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民族，真正基础性的东西，还应该是那些无穷无尽的创造者；没有这些创造者，而只剩下一些不怕死的义士供我们传唱的话，那是决不能成就一个民族真正的辉煌的。说得更直接一些，光有匹夫之勇是不够的，创造才最重要。很多穷凶极恶的歹徒，在受审判时不也不怕死么，但你为何不能对他们心生敬意？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只有破坏，而没有创造。这一点很重要。要想改变人类整体的精神环境，惟有依靠文明的创造，依靠知识和理性的健全。我甚至想，在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和悲剧，许多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是道德的悲剧，而恰恰是无知的悲剧——我坚信，无知也会使一个人变得毫无道德。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举“文革”为例子，当时有那么多人失节，有那么多人去打人害人，今天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清理，指出他们在道德上的严重问题是必要的。但反过来假想一下，如果“文革”时期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信息社会，大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获取信息，可以私下传播各种消息，可以上网，可以知道美国人在干什么，法国人在干什么，英国人在干什么，俄罗斯人在干什么，我想“文革”的悲剧将会少得多，蠢事也会少得多。因为闭塞，因为无知，因为信息的不畅通，导致很多人对人性、对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准确判断，而轻易地被专断的意识形态指令所左右。应该说，“文革”中那种大规模的道德溃败，无知在其中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我不排除很多“文革”悲剧是出于私利或阴暗心理所致，但无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无知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无知导致了许多的罪恶，无知造就了许多的灾难。假如每个人都有健全的知识体系，每个人都对知识、价值有着天然的渴望，我想，他内在的灵魂肯定会因着这种知识的塑造而变得坚定、独立、健康得多；没有这种知识的塑造，所谓的灵魂独立性是非常可疑的。 问：可许多时候，对知识的迷信，也会导致无知。 答：对，这是一个辨证的问题。我要说的是，无知在历次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道德问题当然很重要，但一个人是否主动接受文明的塑造，这一点也很重要。忽视这一点，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非常不好的空气，会对那些没有跳出来振臂一呼，而只是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在进行文明创造的人失去起码的尊重。我看过很多文章，比如，随意指责一个人，说他在“文革”时做了缩头乌龟呀，明哲保身呀，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呀，批判的锋芒非常严厉。每次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心里都有点发怵，也暗中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宽容，要理解，不能离开每个人生存的现场而随意谴责别人。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觉得在一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真正尊重人性的社会，是应该允许人软弱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人都成为斗士，成为革命者，成为视死如归的人。一些人，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面对这么多现实的顾虑，他缩起头来，保护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都用一种非常强硬的“革命”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这个社会就未免太过残酷了一点。像沈从文这样的人，他肯定是无法像老舍那样，也不能像遇罗克那样，直接与当时那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思想压制对抗，他躲起来了，不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进行了古代服饰文明的研究，留下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理论著作，这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具体贡献，今天的人，不能轻易地用一种单一的道德立场来论断别人的生存价值，否则，整个社会就会弥漫着一种极其偏激的思想风气，那是很危险的。 问：可无知者远远比创造者要多得多。 答：所以我要强调知识的创造，文明的贡献，这太重要了。其实，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早已经是一个常识，谁都知道，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受制于任何的权势力量，关键是看每个人是否有那个勇气来实践这个常识，是否真的坚守自己。很多缺乏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不等于他们就不知道独立性之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但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他们不坚守而已。因此，这问题今天早已解决，再讨论实属多余。创造性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它至今还是被人忽视的，也还没获得它当有的地位。我们国家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上会感到贫乏，致命的症结就在于创造性不够，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够，假如当代中国也像历史上曾有的辉煌时期一样，不断地向世界贡献老子、庄子、孟子，不断地贡献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话，我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没必要刻意去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了，完全不用这样表述，只要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作一块块文明的石头，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就没人敢再轻视我们，也没人敢藐视中国的存在了。任何时候，文明的创造都是惟一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和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力量。 问：创造里也包含着独立性？ 答：的确，一个人的创造性，能够加强他的独立性。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当他失去创造力的时候，也正是他失去独立性的时候；如果他还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就肯定不会轻易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比如，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学贯中西、学富五车的，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希望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级的人物，遗憾的是，这些人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中，没能将自己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坚持下去，反而轻易地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轻易地封闭了自己身上那种创造的智慧，应该说，他们的独立性和他们的创造性是一起失去的。那么多的作家，在五四前后，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极其优秀的作品，可建国后却几乎一事无成，我想，他们的悲剧不仅是独立性丧失之后奴性增加的悲剧，更是创造力衰竭、大脑闲置的悲剧。一个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丧失之后，他的独立性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问：可很多时候毕竟不能没有斗争者呀。 答：长期以来，文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以为面对思想压迫，精神强制，只能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与它进行殊死斗争，要么就成为权势的奴才，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看起来不斗争，但也不应和，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从一个严厉的标准看，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懦弱，可对于一个有创造力的灵魂来说，他会不会觉得你的反抗和你的奴性也同样可笑呢？我一直在猜测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他们也许有懦弱的一面，但只要有健康理性的人，便会发现，那些荒谬的事实，那些无知的论调，根本就不值得你去争辩，去计较的。时间自会给一切以公正的结论。那些沉默者也许仅仅是为了等待时间来作出裁决，因为那些常识性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之花费心力。我相信有这样一种人。你想，在“文革”时期，全国人民都说一种话，都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都认为领袖是我们的太阳，是我们前进的明灯，这里面的荒谬性，值得一个有理性的人去辩驳吗？“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等无知言论，值得你冒着性命危险站出来拆穿它吗？与其用人渺小的力量去对抗它，还不如静等时间将它抛弃，它迟早将被抛弃。沉默，有时是为了保住自己有一个创造的空间。我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沉默者，而是说，要对沉默者也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只要他确实没有放弃创造。惟有创造性成果才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像陈寅恪，其实他的政治立场并不坚决，并没有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他是一个毫不妥协的斗士。尽管他确实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明确表示在他的研究所拒绝学习马列，可很多人都忘记了，陈寅恪写这封信的时间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时刚解放不久，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宽容、温和的。很难想像，“文革”时期的陈寅恪还会写这样一封信。可即便写了又怎样呢？说到底，写不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寅恪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在不丧失人格底线的基础上，继续对文明作出了贡献，完成了诸多有价值的著作。又比如知识分子很喜欢谈论的顾准，他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也是在于他留下的一些重要的文字，没有这些，顾准的所谓政治立场将变得非常空洞，因为他当年所坚持的那个政治立场，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常识，根本不需要再去争论了。只有文明的成果能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并留在时间里。可惜的是，一些人总喜欢武断地面对历史的暗角，而失去对创造者的宽容；只要我们多一点点的宽容，文明的中断在中国恐怕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巨大和可怕了。 问：难道政治立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真的不重要？ 答：应该看到，政治立场具有相对性，它不是绝对的。我也想过，一个作家和诗人，他到底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有的，但它的表达方式与政治家不一样。如果有人问我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就回答说，凡是有利于人更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我都是赞成的；凡是不利于人健康地活着、自由地创造的政治，哪怕是所有人都在说它好，我依然表示反对。这就是我的政治立场。因此，就具体情形而言，政治不应该是一个被全面首肯的东西，它需要监督，不是连党派内部都还有监督部门么。要监督就说明它是需要警惕的，会变化的。只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变的，那就是创造的激情。只有这个不变，才能够应政治的万变。假若一个知识分子随着外面的政治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造方向，这种知识分子是非常可疑的。一个坚定、独立、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灵魂，应该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种批判的品格，怀疑的精神，保持一种在野的、边缘的身份。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清醒的立场，而免于被一时的政治局势冲昏了头脑。记得刚刚建国的时候，多数知识分子都以为光明的时代来了，伟大的时代来了，梦想中的美好时代来了，包括老舍这些原本在国外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回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他们所热爱的时代很快就给了他们每个人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梦想中的伟大时代并没有尊重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热爱，而是用写检讨、戴纸帽、扫大街、洗厕所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激情，那个时候，你说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政治变了，他该怎么办？如果他又转而想讨好新的政治变化，那恐怕是永远都讨好不了的，因为政治永远都在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保持自身的创造性，哪怕只要有一线可能，也决不将创造的空间拱手相让。今天，那个噩梦般的社会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很多问题依然遗留了下来，扼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事还有不少。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最好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赞成派，也不要把知识分子变成反对派，而是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创造派。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创造派，每个人都有自觉的创造渴望，未来必定是辉煌的。中国人的创造智慧是非凡的，只要不把它消耗在人际斗争中，必定会凝聚起巨大的力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尤其需要提倡这种创造精神，创新能力。现在不是喜欢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但伟大复兴不是靠人口众多，也不是靠资源丰富，甚至不是靠经济增长率，而主要是靠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了哪些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贡献。 问：为何要如此强调创造的重要？ 答：强调创造，就是怕知识分子落入一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遗忘了自身的专业精神，专业贡献；强调创造，就是要反抗那种把简单的政治立场和道义立场当成知识分子的全部职责的言论。我希望在道义立场和个人勇气之外，引进另外一个维度——对知识、文明的具体贡献。这是不可或缺的。塞义德有一本名著，叫《知识分子论》，它里面专门谈了一个叫范农的人。范农分析了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的情况，时间大概是在1954年到1962年期间，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同声附和政党与领袖的反殖民主义思想是不够的，尽管反殖民，恢复民族自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政治，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不应该仅仅是附和这种声音，这是不够的。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大概看到了这一点，就坚持另外一种思索：难道我们奋战只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如果是那样，当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后来范农就有一个说法，他说，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来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创造新灵魂。确实，你仅仅把白人赶走，这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是没有积极的建设意义的，虽然完成了民族独立，但还得考虑如何创造一个新灵魂，不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就不是一个有健全思维的知识分子。为此我想到了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学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两个概念。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我想，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知识分子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他要努力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人，也要很主动地成为一个文明的创造者。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个“普遍的知识分子”，福柯想到的可能是像萨特这样的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作家——他们的地位已经被特殊的“知识分子”所取代。为何这么说？因为很多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里工作，他总是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特长，他的专业。假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成为一个发挥特长的个人，创造的个人，这许许多多的个人就构成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甚至是任何的专制政治、任何的邪恶势力都不能摧毁的，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种错误的政治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生活，但错误过后，生活又会重新焕发出新的力量，因为那个基础还在，那个创造的渴望还在，就还有希望。但是说到这里，也得警惕一种现象，对知识分子过分地强调创造，强调专业，我也担心他们会成为技术主义者，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刻板的人。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我更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既有创造的智慧，又有面对公共事务发言的能力。二者并不矛盾。如萨特在1947年出版的《文学是什么？》一书里所说的：“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思想。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 April 22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龙应台)
本文于2006年1月26日在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同步刊出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胡锦涛」代表什么？ 锦涛先生：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坎指标。指针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 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瘖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络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络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络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络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络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 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型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们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型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型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分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它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 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分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分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 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猫熊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 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 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本文转自志恒的博客) April 16 安庆往事
我最喜欢的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
——调寄《临江仙》
邓石如作品欣赏邓石如(1743-1805)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此时崇尚碑学的书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成为碑学实践范例的是邓石如。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以至汉碑等的成熟，碑学通过广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碑派面目。
邓石如，安徽怀宁人，原名琰，字石如，号顽伯，完白山人，因避清仁宗名讳，故以字行。出生寒士之门，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学业以及骜岸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倾注艺术的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就是“交游”二字。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这完全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逍遥”人生。 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April 13 我的复读岁月——写给志恒 志恒兄，要不是你的这个附录，我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静下心写点东西。很久以来，我差不多已习惯于在喧嚣与浮躁中麻醉着自己，我已经感觉不到有写点什么的必要了。
你我能够相识并成为兄弟，真是一种缘分。四年前，当我带着失败的忧伤与未曾泯灭的幻想去那个注定让我终身难忘的会宫中学准备再一次为鱼跃龙门奋战时，我不可能想到在那里会遇见你和程真，更不可能想到在我懵懵懂懂的走过那么多年后，会有一个人对我产生如此深切的影响，以致改变了我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
我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回忆起我们第一次相遇也是唯一的一次相遇时的情形？我想你肯定不记得了。是啊，哪个时候，我们彼此谁也不可能料到会有一天我们成为兄弟，我们那时只不过是两个陌生人的一次萍水相逢。然而，这个世界的魅力也许就是有了太多的巧合与偶然。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依稀记起当时的若干情形。
那天，是我那个不短也不长的复读生活开始的第一天。我因实在不能适应那个复读班沉闷压抑并带有几分悲怆的气氛，在大家都在埋头苦读的时候悄悄的回到宿舍，想借此来释放一下胸中的积郁。到宿舍，我便看到一个瘦弱之中却带有几分清俊的人坐在我的下铺，那个人便是你。当时宿舍里没有其他的人，我还以为你是我们那个后来令班主任和校领导最伤脑筋的107的新成员。（我似乎向你投去了友善的目光，现在记不真切了）后来程真进来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个第一印象有些令我反感的人叫程真，（可见以貌取人不好，差点错过了一个好兄弟）从你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你是刚刚考上的，到这来是送他复读的。也许是那个时候的复读生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吧，见到刚刚考上的人，总是怀着艳羡的心理想和他聊上几句，仿佛别人的成功也能给自己带来某种希望与慰藉。（不知道这个推测准不准，不过我见很多都是这样的）一向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的我哦很快的加入了你们的谈话。谈话的内容现在大多忘却了，但有一点我却记得十分真切，这原因恐怕要归结于我那个时候数学成绩极差逢人总喜欢问问什么学数学的妙法，我也同样向你询问了在我那个时候愈问弥新的话题。你却告诉我你的数学更差，曾经十二道选择题你能从第一题错到第十一题，却在最后一题奇迹般的对了，似乎是要给阅卷老师留些希望，说得我们都捧腹大笑。这个至今也不失为一个数学差生的经典范例还时常被我用来做些谈资以鼓励那些为数学苦恼的人。好在我们现在彼此都不用学那令人伤心与无奈的数学了。
复读的生活，注定是单调乏味的，一个教室里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彼此间没有什么话语。偶尔的谈话也多是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徒增沮丧而已，更多的时候大家都是以微笑或点头相互示意，以示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班的。每天都是发不完的试卷和做不完的习题，似乎复读只是为了这些试卷和习题而来的，要不就是为了一次一次的模拟考试的成绩排名而独自悲欢。那段日子，是我这些年来最落寞与无助的日子，我无法适应那个至今依然被我当作教育的反面题材的学校的教学模式。我现在无法用言语名状我当时痛苦的感受，那是一种极度崩溃却难于言表的痛苦，以致后来我竟选择了逃跑。（我当时实在受不了，在一天早晨，大概是03年元旦，偷偷的收拾了行李去了枞中，不过后来被老师给抓了回来）我之所以最终挺过那段岁月，现在想来，真的得益于你。如果有一天我要感激会宫中学的话，那恐怕唯一值得感激的就是在那里认识了你和程真，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理由了。
那段日子，在处理完无聊而又繁重的作业后，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和程真是同桌，我们可以经常的交流，相互的倾诉，相互的排解心中的苦闷。程真是一个不太喜欢随便表露感情的人，所以每次其实都是我在说，他在听。但偶尔也他也会说一些他过去的经历，说的最多的是他的那个“气质很好”的梦中佳人，其次就是你了。（我无意出卖程真，这是事实）我对那个“气质很好”的佳人倒没产生多大兴趣，只是对你却格外的好奇。他几乎把所有他知道的你的事迹都告诉了我，后来他干脆把你写给他的信和留给他的文字都让我一睹为快了。我现在对于那些信的内容记忆的还很真切，很多信我都是反复阅读的，差不多每次都给我带来一次精神的洗礼，带来一分心灵的悸动。似乎这就是写给我的信。我也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流浪心灵的栖息之地，在安慰中默默的感动着。“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达在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这些的理解都是那时从你那一封一封的信中逐渐加深的。也许是我那个时候太匮乏；也许是那个时候你太优秀（现在依然）。我几乎完全被你那有些沉重的笔调所折服，要知道在我的身边遇见这么好的感觉的文字我还是第一次。于是很少阅读的我也学你去定了一份《散文海外版》。我开始阅读散文，开始了解一些作家，开始动笔去写。我正是带着那时候开始的阅读积累走进大学的，并且把阅读的习惯保持到今天。
时间过的真的很快，在我回忆这段往事时它都差不多已过去将近四年了。然而在我的心中它好像就是不久的事情，一直在感动着我，滋润着我。
我不知道我在你即将告别一段生活准备开始另一种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的毕业之际写下上面的文字你是否满意？我写作不好，写的也许有点偏离本意了，但我都是按照你的“真实不虚夸”的要求写的。你就姑且收下吧。最后我想拿你去年国庆送我的十六字——不忘理想；不弃信念；不辱使命；不负韶华——来送给你。（这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将来无论有什么风风雨雨，无论有多少困厄与艰难，希望我们都能坚持下去，都能守住自己的信念与理想。
窗外，遭遇着一次寒流复辟后的春天更显灿烂。搁笔，珍重。 2005年十大轰动公开信2005年，他们有话要说且方式特别:写公开信。每一封公开信背后，自有作者充分的理由，或是表明立场，或是针砭时弊，或是表白心迹。也有些公开信，图的则是撇清关系。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公开的方式来表达真相时，暴露出来的或许是问题，留下的却是希望。
周伟: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关键词:人身安全 方式:真情告白 影响力:★★ 效果:竟无语凝噎 在下属屈庆华因为遭抢劫袭击去世后，I B M 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于2005年10月9日发表了请下属注意人身安全的公开信。“对于公司和你的家庭来说，你的人身安全是重中之重。”该信特别指出:“防范临街抢夺和偷窃财物等犯罪行为已经成为每一位员工必须正视的安全问题。” 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是随信附上的该公司保安部拟定的“出差安全守则”，其中条款可供全国需要出差的人引以为鉴:“请不要在街上驻足和陌生人聊天”“不要将手机挂在脖子上或别在腰上”“使用双肩的休闲背包或者袋子”“不要随人流抢座位”“不要沿着能令摩托车轻易接近的道路行走”等。温情提示的后面，反映的是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对自己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的焦虑。
任志强:求解房事 关键词:房价 方式:上书中央 影响力:★★★★ 效果:蛙声一片 2005年的中国房价在一片“要降”预测评论声中扶摇直上，在一片“狼来了”的声音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国八条”)下发。面对此情此景，地产商揭竿而起。4月11日，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就此专门撰写了近2.5万字的文章《对形势的判断与对策》上书权威部门，指出中国房地产已进入严重的供给不足阶段，解决住房问题还得看国家土地与税收政策调控。4天后，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也写了一封公开信，劝告其他地产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维持市场秩序，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房价还在涨，但地产商人的表现却象征着他们的成熟。在急切的讨论声中，他们开始追求一个有序的可预见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大起大落之间的投机和暴利。
李开复:我为你们而跳 关键词:诚信 方式:自我辩护 影响力:★★★ 效果:两三点雨山前 从微软“跳槽”至GOOGLE 中国总裁的李开复，公开就一位大学生对他“诚信”的质疑做出回应，解释他离开微软的原因:“为了做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或者是帮助中国的学生”。从“微软很可能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公司”，到一年多后跳槽至新东家，李开复此举不仅引发了一场两大公司的诉讼，更在他的中国大学生粉丝中引发争议。若干年来，李开复一直充当着中国大学生的精神导师的角色，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了《大学四年怎么过》等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但今天，当他的行为与其思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封公开信并没有给出根本的答案。关于诚信，相信在今后还是个热门话题。
于建嵘:清者自清 关键词:学术打假 方式:口水大战 影响力:★★★ 效果: 随风而去 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新语丝”网站，与“信访”教授于建嵘激烈碰撞了一把。于建嵘发表《致新语丝的公开信》，指责新语丝刊发的文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恶意攻击了我的人格，严重侵犯了我的合法权利”。在帮忙与帮闲分子掺和后，局势由方舟子PK于建嵘变成了群P事件，最后于建嵘以一则质朴的致歉信结束了这乱局。学术打假向来容易调动公众情绪，此次论争也不例外。
李大同:炮轰考核制度 关键词:采编人员考核评比条例 方式:揭竿而起 影响力:★★★ 效果:立竿见影 亲手培植出名牌栏目《冰点》的中青报资深报人李大同8月15日发表公开信，批评报社《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稿)》违背了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剥夺了记者对社会和官场腐败现象的监督权利，并直言，面对《条例》“我们不能再沉默，也没有理由再沉默”。特殊的背景，和一群不失风骨的报人结合在一起，使得发生在这份报纸内部的风波，也注定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几天以后，中青报党组便下发通知，另组班子重新修改考核办法。
王垠:炒了清华 关键词:博士 退学方式:扬长而去 影响力:★★★ 效果:一骑绝尘 还有一年就要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研究生毕业的王垠，9月22日在其私人博客里发表《对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并一一列举其退学之缘由，直接质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于是，对高校教育体制之弊的讨伐又成了一大热点，“清华退学博士”很快卷入一场由公众和媒体参与的大讨论中。王垠不读书了，贺老师不招生了，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怒了，从这些新闻中，我们知道高等教育病了。
贺卫方:不栽桃李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制度 方式:甩手不干 影响力:★★★★★ 效果:民间讨论热烈官方缄默不语 2005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出《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生存在体制内的具有良知和独立精神的教授公开叫板研究生招生制度，这在近年来并不多见。 此信一出，学界和民间反应热烈，更多人开始剖析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时间表。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包括北大校方在内的教育部门并未有公开的回应，与年初执教于清华大学的陈丹青愤然辞职类似，贺卫方的公开信在2005年的大晴天荡起几圈涟漪后，现在似乎已经渐渐归于平静。
田亮:就这样被你抛弃 关键词:奥运冠军走穴 方式:迷途思返 影响力:★★★ 效果:前途渺茫 2005年1月26日，游走于进军娱乐界的诱惑与商业活动之中的雅典奥运会冠军田亮得知，他正式被国家队除名。当日下午，田亮发表公开《致媒体公开信》，对此结果“感到震惊和难过”。同期商业活动频繁的跳水队员郭晶晶，却因为“认错态度好”得以归队。如今，公开信发表已经从年初到了岁尾，田亮重返国家队的希望看上去更加渺茫。在体育与商业娱乐紧密结合的今天，那些由计划经济生产出来的奥运冠军是“国家”的，还是自己的，这个问题一直还在争论不休。
南方报业:本公司无新闻 关键词:集体跳槽 方式:严正申明 影响力:★★ 效果:雾里看花一篇 “《南方周末》报资深记者集体辞职”的网络文章，居然引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法律事务部”正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可见事情之严重程度。让人意外的是，南方报业的“声明”还提到了两年前更不新鲜的“另一篇网文”——该网文“指责《南方周末》收受某保险公司1100万元广告费后，撤下对该公司的批评报道”。声明指出，“某保险公司从未在本集团投放过如此大额的广告，《南方周末》也从未因此而撤下过对该公司的批评稿件，《南方周末》以及本集团的负责人也从未接受该公司邀请前往欧洲旅游。”这无意中也折射了市场环境下传媒人的某种尴尬与焦虑。
肯德基:这日子过的，安逸 关键词:食品安全 方式:顾左右而言他 影响力:★★ 效果:心有余悸 肯德基食品里到底有没有苏丹红？在2005年上半年有关部门的检测中，对这一结果明确无误地予以了肯定。“危机”关头，洋快餐再次驾轻就熟地搞起了公关游戏，3月29日，《肯德基致中国消费者公开信》发表，做出了其一贯的程序化承诺，而对于消费者索赔一事，语焉不详快速滑过。 有个四川老乡的段子说得好:早上起来，我用氟超标的牙膏刷了牙，给儿子冲了杯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了杯过期的光明牛奶；中午去肯德基吃苏丹红鸡翅；下班后和老婆去餐馆吃饭，点了盘喂避孕药长大的鳝鱼，这日子过的，安逸。 April 10 写给这里的朋友受朋友的启发我也建立了这样的一块文字领地，然而自从建立以后我就一直让它荒芜，没有什么文章，没有访问量，甚至有时连自己都遗忘了还有这样的一块属于自己的倾诉方式。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我上网很不方便（这似乎有点不合当前的时宜，但事实就是这样），每次上网都是在网吧，那里的环境似乎很不适合写作；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我的疏懒与才气，由于难以克服的懒惰，我很少去写作，加上才气的限制，更是为逃避写作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尽管我学的是文学，但这同样不能说服我去写作。还有即使有时候我也写些东西，但我也不愿浪费时间把它打在这里，我宁愿把它藏在日记里一个人去体会去感受。 今天我之所以会重新把这块荒芜已久的地方重新整理并告诉更多的兄弟和朋友，是因为我需要整理自己的心情，我希望能够通过整理它来使自己的心情更舒畅一些，能使自己浮躁的心在此刻变得宁静，变得澄澈。这也是取名“上善若水”的原因。我希望每一个到这里造访的朋友都能够给我一点鼓励，不要因为都是转载的文章而对我失去信心，（可能很长时间里都是转载）转载的文章都是能够反映我的偏好与某段时间的心情状况。 April 02 鲁迅：黑暗的灵魂，时代的先见
March 31 王晓明：鲁迅传——面对命运的启示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 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 人，万勿和他接近。１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２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鲁迅当然就难以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中国的文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他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能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在先秦时代，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两千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深重苦难，一直到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中国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样一份悲惨的命运，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生态环境愈益恶化，精神活力日渐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冲力，将整个民族和文化部推到灭亡的边缘，而且这冲力还越来越大，简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它。可是，你看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们用各不相同的嗓门叫喊：前面不远就是那“现代化”的天国，大家只要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三步并二步地跳进去……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部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樟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竟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在这个人人都闭上了眼睛的对代，鲁迅能够是例外吗？ 我原先以为他能够。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１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２鲁迅：《通讯》，《华盖集》，十八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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